三、
前文說到1991年5月大學生佔領臺北車站的事件，促成了《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兩種戒嚴時代惡法的廢除。但是，箝制言論自由的根本──刑法一百條，仍好端端地存在於國家的法律體系當中。這之後，刑法一百條的廢除運動，主要是由眾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一百行動聯盟」在持續推動的。聯盟當中領軍的林山田、陳師孟、瞿海源、張忠棟等人，都是當時在各自的學術領域裡卓有成就的菁英，而其中非常具有號召力的，則是高齡七十六歲、被譽為準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中研院院士李鎮源。
陳師孟在後來接受訪問的時候曾經表示：是李鎮源的加入，才讓這整個運動的公眾注意力大幅提升。作為一個大半輩子埋首醫學研究、從不過問政治的專業學者，李鎮源會在1990年代的社運場合裡頭出現，其實是挺突然的一件事。野百合的時候，他曾經到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陪學生靜坐；隔一年，他又跑去探望了幾個被收押在看守所的政治犯，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在「一百行動聯盟」成立以後，他也義不容辭地出任該聯盟的總召集人，大大提振了聯盟的聲威。
（引用自財團法人李鎮源教授學術基金會）
刑法一百條的修法，在當時仍然保守的社會風氣裡面，其實並未獲得普遍的輿論支持。特別是這項修法的訴求，常常也跟同一時期的反軍人干政、要求總統直選等改革呼聲，一起出現在各種社會運動的場合裡面，並且連帶跟著這些主張而被泛政治化、被貼上政黨標籤。另一方面，那時候大部分的傳播媒體在許多議題上，常常也跟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意識形態一鼻孔出氣，他們對抗議活動自也沒什麼好感。因而搞運動的人在許多受到媒體影響的民眾眼中，也常被理所當然地看作是社會亂源。在這種情況底下，李鎮源還是毅然擔起了「一百行動聯盟」的總召責任。外界普遍都很疑惑：擁有崇高學術地位、已經可以退休頤養天年的李鎮源，為什麼要跳出來淌這趟渾水。
若干年後，李鎮源才娓娓道出他會特別關心刑法一百條的原由──日治時代，李鎮源還在臺北帝大（臺灣大學前身）念書的時候，有位同窗好友叫作許強。李、許二人都是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學生，在帝大時期，許強在研究上的表現相當突出，甚至曾被一名日籍教授譽為全亞洲最靠近諾貝爾獎的天才。然而，國民政府來臺、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後，許強大受刺激，加入了左翼讀書會，旋即在1950年代遭到政府整肅。他在今天的學運現場附近（青島東路3號）接受了軍法處的審判，不久後被槍決於馬場町。而統治者用來宰殺他的其中一項工具，正是刑法一百條。李鎮源等人在許強入獄以後四處奔走救援，甚至向當時的臺大校長傅斯年求助，但最後，許強仍舊失去了性命，成了一具胸口被子彈貫穿的冰冷屍體。
（許強的故事，詳見藍博洲，《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台北：INK印刻出版，2005）
同起案件當中，另一名被捕的醫界菁英胡鑫麟，是李鎮源的妹夫。他被逮捕、審判以後，在綠島度過了長達十年的牢獄生涯。此後的李鎮源將自己鎖進了實驗室的深處，再也不問世事。直到1980年代末，他才終於打開了這道鎖，走進鄭南榕的靈堂向他致意，並且勇敢地向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懺悔自己多年來的沉默。這是李鎮源背負了大半輩子的十字架，而刑法一百條的終結，或許就是他的救贖。
回到「一百行動聯盟」。這個主要由知識份子主導的運動組織，幹過最「暴民」的一件事情，大概就是在體制內的辦法走完以後，便對外宣布說要在當年的國慶典禮上，發動一場「反閱兵，廢惡法」的非暴力抗爭。這群平常溫文儒雅的讀書人並且明確宣示：只要刑法一百條立即修法的訴求未能得到回應，他們的行動「絕無妥協餘地」。這個爆炸性的搗蛋宣言，引發了政府的高度緊張，特別因為閱兵這件事情，可能還會牽動到當時李登輝與郝柏村的政治鬥爭，連美國在臺協會都曾特別關切「一百行動聯盟」的行動，可見這個主意確實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壓力。
另一方面，根據社運人士簡錫堦先生的傳記，當時他們準備發動的「反閱兵」，是臺灣第一次嘗試以組織性的非暴力手段對政府進行抗議。聯盟請了許多專業講師（據說還包括以前在緬甸幫翁山蘇姬搞民主運動的人），組訓了一批核心的抗爭者，模擬一切被警方驅離的可能情況。他們打定主意要以「愛與非暴力」的抗爭劇碼，凸顯出閱兵與刑法一百條所代表的政府威權及其反民主意義。
那個時候，雖然已經有許多人在批判國民黨政府的閱兵典禮與民主潮流相悖，但在保守的社會氣氛底下，「一百行動聯盟」要去給國家的國慶閱兵大典搗蛋，還是不太可能得到新聞媒體的正面評價。毫不意外的，輿論裡頭開始跳出了一大票的產業、宗教、學者、僑胞代表出來喊話，大肆批評反閱兵行動是「反民主的行為」；然後又冒出了幾百個民間社團，買下了報紙頭版共同批判「暴力」，並且呼籲大家一起反對刑法一百條的修正。國民黨營的中央日報更大罵反閱兵是一種「手段卑劣」的「政治勒索」、「與全民為敵」、「必遭唾棄」。那是一個沒有Facebook、沒有PTT、甚至還沒有第四台的年代，新聞媒體的影響力超級無敵大，連帶你也可以想見，「一百行動聯盟」要承受多少冷眼旁觀者的議論與指責。
10月8日，距離搗蛋計畫付諸實行的日子已經越來越近，抗議群眾預先跑到了總統府前模擬整個行動過程，卻遭到憲兵以暴力驅離。這天，聯盟其實已經收到了總統府方面的善意回應，並已開始考慮要停止接下來的「反閱兵」行動。然而，突然爆發的流血衝突，反而促使他們決心要抗爭到底。之後，聯盟轉往鄰近臺大醫院的基礎醫學大樓前集合靜坐。而政府也調集了大批軍警人馬，將基醫大樓團團包圍。9日，在歌聲、口號聲以及小提琴大師胡乃元（前述胡鑫麟先生的兒子）的琴聲當中，兩方人馬對峙了一整個晚上，而李鎮源則端坐在抗議群眾的隊列裡，一步也不敢離開。他甚至不敢喝水，只怕去上個廁所，軍警少了忌憚，便要開始抓人。
（引用自財團法人李鎮源教授學術基金會）
子夜時分，距離閱兵典禮的開幕已剩不到幾個小時，驅離勢在必行。警方於是技術性地先把記者與抗爭群眾隔離開來，此舉引發了記者們的強烈不滿，他們坐在地上高舉「抗議媒體戒嚴」的手寫標語，控訴他們的採訪權利受到侵害。隨後，警察開始七手八腳地將這些抗議群眾一個一個拉開，再把他們給扛上警備車，然後載到幾個不同的地方丟包。
（註：公共電視所製作的「100行動聯盟」紀錄片收錄了臺視在1991年10月10日所做的新聞報導，其中提到警方「噴放催淚瓦斯，ㄧ時之間大家紛紛用濕毛巾捂住口鼻」等語，並且也有在場工作人員發送毛巾供抗議群眾掩臉的畫面。但許多當事人都表示：當時並無催淚瓦斯等情事，毛巾掩口鼻等動作則是預防性質的演練。本文刊出後收到幾位曾親身經歷這一故事的讀者的回饋意見，並據以修正文章內容，特此向這幾位朋友致謝）
有趣的是，臺灣刑法學界的一代宗師林山田，當時也在抗議隊伍當中，而很多執行驅離的警察，都在中央警官學校當過他的學生。他們得畢恭畢敬地應對林山田的厲聲喝斥，然後繼續把其他抗議群眾給扛走。整個驅離行動就這樣持續進行了一整夜，而可能是對這群知識分子的社會聲望有所忌憚，這場同樣是手勾著手躺在地板上的非暴力抗爭，至少在媒體畫面當中，沒有任何一根棍子，曾經打在抗議群眾的腦門上。
10月10日，典禮照常舉行，但這場中華民國的末代閱兵，其實是在層層鐵籠、拒馬的保護之下完成的。在反閱兵的行動過後，「一百行動聯盟」持續宣傳、推廣他們的理念，串聯刑法一百條的受難者家屬集合請願，並且舉行了「廢惡法10萬人簽名運動」。在種種的政治折衝下，立法院終於在1992年的5月15日三讀通過了刑法一百條的修正案。
雖然在國民黨團的堅持之下（參見當時的立法院公報），該法沒能被完全廢除，但仍成功終結了國家以叛亂為名、隨意將任何人逮捕繫獄的可能性。修正案通過以後，二十餘名政治犯重獲自由，在「獨臺會案」裡頭被捕的廖偉程等人，也終於擺脫了長期以來的訴訟。在臺灣，終於不再有人會因為他的政治思想與言論，而遭受到國家暴力的侵犯。
四、
故事說到這裡，差不多要結束了。我一直覺得魏德聖在做《KANO》的時候，有個概念說得很對：面對未來，我們不妨先停下腳步，看看這塊土地曾經發生過的故事。然後，我們或許有機會從過去的故事當中，找到我們想像未來的一縷線索、一點靈光。
回望八零、九零年代臺灣的學運與社運，這些運動除非是在社會輿論已經興起、在改革的大方向上也與政府同調，否則他們全都必須在抗爭的道路上，勢單力孤地對抗一個頑固體系的龐大阻力。這個體系除了是顢頇的政府與官僚，還包括傳媒及其受眾所組成的整個社會。如果翻閱當時候的報紙，你會發現：前陣子的學運新聞裡面各種可見的模糊焦點與妖魔化手段，幾乎全都曾出現在過去有關社運與學運的報導當中。同樣的，那個時候的新聞媒體也很少會認真地帶領觀眾去看見、去思考，這些運動對於整個體制的荒謬，到底提出了什麼樣的根本質問。
（引用自基進筆記）
而那是一個還沒有社群網路、高中公民課本也不會教媒體識讀的年代，除了少數真正關心社會議題的群眾以及校園裡的學生，那時會站出來參與這些運動的群眾，始終是有限的。而現在，至少在理念的宣傳、運動的號召與串連上，網際網路已經把我們帶到全新的世界裡去了。儘管你還是會抱怨常被單純的訊息來源給蒙蔽的上一代人不可理喻，但在1990年代初，在他們還是我們這個年紀的時候，很多人其實連睜開雙眼的機會都不可得。單就這點來說，我們應該覺得幸運，並且更加積極理性地去思辨、去分享我們所能知覺的一切。
過去的社運、學運在發生的當下，幾乎總是被一面倒的反彈聲浪給砲轟得體無完膚，但他們還是挺過來了。前人的路走得艱辛孤獨，而我們已經在一場前所未見的大型運動裡面，召喚出一大票超級精彩的戰友。跟他們比起來，我們絕對有更好的戰鬥條件去保護這得來不易的民主，去追尋臺灣的未來與夢。
這一切都沒有隨著眼前的這場運動而結束，相反的，它才剛要開始。即便在最好的情況底下，我們這一代人的變革（諸如公民意識的啟蒙、政治格局的超越藍綠、威權懷舊的症狀盡褪等等），也仍然不會是一場戰役的成功就能決定的，沒有那麼便宜的事。回望歷史，你就會發現我們的民主深化過程，仍然還走在一條百年追求的道路之上（推薦衛城出版的《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非常值得一讀）。路還在繼續向前延展，遠遠不會在這裡結束。
從這個角度來看服貿引發的爭議，你會發現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這座島嶼上得來不易的民主傳承，已讓太多人不可能忍受政府僅以經濟發展為張本，在不積極尋求對話與共識的情況底下，便逕自將他們的未來帶往一個可能危及民主自由的方向。如果國民黨政府選擇在任何一個傾中議題上頭硬幹的同時，竟未曾想過這樣的作法會觸發「捍衛民主」的反彈聲浪，那麼馬總統應該帶著他手下的各級官僚去重修一整個學期的戰後臺灣史。一旦脫開歷史脈絡，你不可能理解這場運動裡面關於民主的焦慮究竟所為何來。多數的臺灣人不會反對自由貿易，畢竟我們的高中公民教育都已經在教基礎經濟學了。但是，多數的臺灣人也不會同意他們的政府透過不民主的程序做成重大決策，並導向一個可能侵害民主的結果。現代臺灣之於民主的焦慮根植於歷史，你完全可以把這種焦慮想像成一種妨礙經濟理性的精神病，但如果一個政府的決策與作為窮得只剩下經濟理性（而且還只能從一個被質疑的總體經濟學模型去不斷跳針「利大於弊」，這個理性本身就沒有辦法說服人民啊），那麼有病的絕對是這個政府，而不會是它的人民。
馬政府從來不太尊重歷史，這並不令人意外，否則他們不會愚蠢到把一個國家的歷史課綱交給一群不屬於這個專業學門的人，然後去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洗腦「微調」。歷史是方方面面的人的故事，這個政府首先需要學著去尊重人們怎麼理解過去，才有可能同理於他們想望的未來。
而無論太陽花最後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它總之會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當中留下一個位置。我始終覺得這場運動最重要的意義，是讓我們意識到那樣一種承繼於過去的百年追求，始終存在我們的心底。只要追求仍在，我們總會在暗夜裡覓得出路，在島嶼上照見天光。
因為那樣的追求，正是臺灣之所以為臺灣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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