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裡的歷史角落

臺灣民主運動小史：1991年的佔領臺北車站與反閱兵事件
文／Emery（電影裡的歷史角落）

（這篇文章同時以〈臺灣民主運動小故事（一）：1991年大學生佔領臺北車站，拯救了四條人命〉與〈臺灣民主運動小故事（二）：「一百行動聯盟」末代國慶閱兵大典搗蛋計畫〉為題，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分上下兩篇刊載。最近的學運，讓很多人想起了將近半年前寫在這個部落格裡面的土耳其故事。歷史離你從來不遠，它一直都在不同的時空背景底下，以不同的樣貌，重寫同樣的內容。土耳其和臺灣的民主化都還非常的短淺，這兩個地方也都正在經歷這個必然發生、也必然痛苦的成長過程。而如果你回望臺灣過去的歷史故事，冷靜地想想前人交到我們手上的民主自由是怎麼從獨裁者的手上掙來的，你會發現，我們甚至連沮喪的資格都沒有。這已經是最好的年代了，力量掌握在我們的手裡。It's our turn, soldiers.）

太陽花學運退場了，除了一場包圍警察局的抗議行動被主流媒體炒作成一堆令人不忍卒睹的報導以外，整個學運新聞的熱度正在急遽減退當中。而像《新聞龍捲風》這樣令人長嘆三聲的節目，則說明了臺灣的媒體已經把學運新聞裡面最爛的哏都給玩完了。無論如何，趁著這個電視機逐漸冷卻下來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暫時拋開對新聞的關注，來看看臺灣過去發生的一些學運與社運故事。

這場學運也讓你想起了前年九月的反媒體壟斷大遊行嗎？很幸運的，一年半過去以後，我們仍然只有一個中天新聞臺，於是也就只有一個新聞龍捲風。你能夠想像你的電視機裡只剩立綱跟華幹嗎？這類所謂的「媒體人」，就是我鄙視旺中、以及下一次走上街頭的充分理由。

整個太陽花學運裡面，最讓全體臺灣民眾感到驚嚇的，莫過於「佔領立法院」這個我們原本以為只存在於電影裡頭的點子了。「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真正成為一股席捲全球的社運風潮，大抵是由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所帶起來的。在華爾街之後，世界上的主要民主國家（怎麼定義？你可以參考去年EIU公布的2012年世界民主指數排名）都曾發生程度不等的佔領運動。如果我們把「佔領」當成一種民主國家的抗爭發展趨勢來看，你會發現臺灣人其實也是挺潮的。

說實話，在這場學運發生以前，應該沒有人能夠想像到臺灣的佔領運動竟然可以搞到立法院裡頭去，而且竟然還冒出了幾十萬人上街給他們相挺讚聲。如果沒有一個足夠糟糕的政府，所有這一切還真是殊難想像。不過，在佔領國會之前，臺灣的抗爭運動倒也不是沒有佔領過其他地方。你比較有印象的，可能會是去年8月因大埔徵收案而發動的20小時「佔領內政部」；在2011年的10月，一些公民團體也曾在台北發起過一場媒體曝光度不高的「佔領101」。然而在這之前，臺灣短短幾十年的民主化歷程裡面，還有發生過其他以佔領為手段的抗議嗎？

是的，如果九零年代初，令堂或令尊剛好在臺灣念大學，那麼他們說不定就曾經參與過這場運動。1991年5月，一群大學生佔領了臺北車站的公共區域，並且展開了一場為期數日的抗爭。他們的目的除了是要拯救四條人命，更是為了要保護言論自由，捍衛民主。這是個什麼樣的故事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轉引自基進筆記）

一、

1991年5月9日清晨，天剛剛亮，新竹清華大學的男生宿舍裡，突然冒出了一批調查局幹員。他們在完全沒有知會清大校方的情況下，逕自進入校園，逮捕了當年正在讀歷史研究所的廖偉程（如果你喜歡獨立音樂的話，他前陣子是The Wall的營運總監）。被上銬帶走的當下，廖偉程大聲地質問調查員：「幹什麼！我犯了什麼罪？」而他的問題只換來一句冷冷的回應：「到了就知道了。」同一時間，逮捕行動還在台北、高雄等地同步進行。同案被捕的其他三人裡面，還包括了後來的蕃薯藤網站創辦人陳正然。

這四個人都被調查局認為觸犯了刑法一百條而遭到逮捕。刑法一百條，戒嚴時代的夢靨，白色恐怖的同義詞。這個緊緊攫住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法條，當時的條文內容是這樣的：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按照這條法律，任何與執政者的政治意識形態相悖的思想、言論、主張，都可以很直觀地被認為是在「著手實行」一種叛亂行為。只要國家認定你有這些行為，你就是有，沒什麼好商量的。然而，刑法一百條的處罰還只是徒刑而已，真正讓這條法律發揮威力的，則是與之相配合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也就是俗稱的「二條一」：

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者，處死刑。

無論你崇拜馬克思或主張臺獨，在戒嚴時期只要一被抓到，國家就可以循著這兩條法律把你送進刑場。刑法一百條與《懲治叛亂條例》，象徵著當權者對自由的迫害，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它們仍然原封不動地存在於中華民國的法律體系當中。即便1987年剛剛解嚴，1988年開放了黨禁報禁，一切漸趨自由開放的年代裡面，威權的幽靈仍舊在這座島嶼上為厲為祟。1989年4月，堅持「100%言論自由」的鄭南榕，便因不願屈從於這兩條惡法，自焚而死。而諷刺的是，1991年的5月1日，總統李登輝才剛剛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臺灣的民主憲政看似走向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時代，卻在短短8天以後，就發生了廖偉程等人的案子。這使得許多知識份子猛然醒覺：原來，枷鎖還在自己的肩上，禁錮仍未解除。

「獨臺會案」──這是後人為這起案件取的名字。調查局所掌握的情資，顯示廖偉程等四人都與臺獨組織「獨立臺灣會」有密切的往來。然而，根據廖偉程事後自述，在這起事件當中，同案被捕的人他並不認識。而他自己跟本案的牽連，就只是讀過了「獨立臺灣會」的創始人史明先生的著作《臺灣人四百年史》，並且在跑去日本蒐集論文資料的時候，順道去拜訪了史明而已。廖偉程的遭遇，在許多人眼裡看來並不稀奇。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面，有太多人都像這樣，在清晨莫名其妙地被押上了囚車，然後送掉了性命。

作為一名叛亂嫌疑犯，廖偉程被抓進了臺北市調查處，隨後移送高檢署並遭到收押。在《懲治叛亂條例》的宰制底下，他很可能也會成為歷來諸多被「二條一」葬送的亡魂之一。廖偉程的事情，在他被抓走的那個上午，便在清華校園裡頭掀起了軒然大波。剛解嚴不久的時代，知識分子正在努力推動大學法的修法，積極爭取學術與言論的自由。在這種氣氛底下，國家的情治單位竟然輕易踐踏大學的獨立自治，強行進入校園逮人，並且還是用威權時代的叛亂罪要來法辦學生。這整件事情，很快引燃了諸多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的熊熊怒火。不只在清大，同案被捕的陳正然是臺大的畢業校友，這自然也引發了該校學生的關切。很快的，針對政府、情治單位與威權惡法的反彈，從清大、臺大開始向全國各大學院校迅速蔓延，嚴重的學潮正在醞釀，一發便不可收拾。

除了社會各界主動發起的救援以外，清大、臺大兩校分別組織起廖偉程與陳正然的後援會，並且開始四處陳情、連署、抗議。5月12日，數十名學生與教授跑到中正紀念堂展開抗爭，但當晚就被警察強制驅散，過程中有許多人都被警方以暴力毆傷，惹得這些知識份子更為光火。13日，學界開始發動罷課，靜坐抗議的活動不斷向各大專院校擴散開來。同一時間，中南部許多大學正在組織北上，15日這天，全國各地的學生團體準備要在臺北車站會師，對這個思維與運作都還停留在戒嚴時代的政府，施予更大的抗議壓力。

（轉引自基進筆記）

二、

收到大批學生要來臺北車站集結示威的消息，臺鐵員工自是如臨大敵。車站的站長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表示：他們打算採取比較柔性的處理方式，只要學生不影響旅客權益，不破壞車站設施，並且不在大廳演說，不要有過度激動的抗爭行動，然後晚上乖乖解散回家，那麼車站方面也不打算管太多。需要的話，他們甚至還願意幫忙提供飲水。這樣看來，一切似乎安排得挺穩當的。

不過，當學生真正出現在車站裡頭的時候，這位站長想必是相當傻眼──因為他們許多人其實都已經拎著睡袋，打定主意要在這裡睡地板了。從現存的報紙資料看來，這些大學生根本是以一種「準暴民」的姿態來佔領臺北車站的。根據當時的報導，大批學生從下午一點半陸續進駐車站以後，便就地布置好靜坐隊列與抗議布條，一邊等待各校學生前來會合，一邊逕自展開了「演說、唱歌、呼口號」等活動。臺鐵方面除了得一再請這些學生降低音量，還數度派人過來談判協調，希望學生們晚上能夠準時離開，但這個要求很乾脆地被拒絕了。學生裡面甚至有人準備了發電機與其他許多設備，以因應車站晚上的例行性熄燈。無可奈何的鐵路局代表也只能妥協，任由這些傢伙繼續佔領著車站一隅。

晚上，抗議學生已聚集超過千人。他們叫來了便當（而且還不是鐵路便當，完全沒有要補貼一下臺鐵的意思），在靜坐區裡邊吃邊看電視。當時的報紙是這樣說的：當他們發現「電視節目播出股市大跌新聞時，全場歡聲雷動」，而看到「政府官員呼籲學生要以國家為重」的報導時，學生們便齊齊「報以噓聲」，整個車站吵鬧得不得了。之後，有個教育部官員來到現場，很明顯是打算要來給這些學生摸摸頭的，但這名官員在隊伍外圍等了許久，始終被學生晾在外面，完全沒法開啟對話。更有趣的是，當晚八點多的時候，不知道是誰去找來了著名的講古大師吳樂天，讓他帶著一隊舞獅團來到車站，剎時間只聽得鑼鼓喧天，無怪乎聯合報的記者會形容當晚的臺北車站「猶如一場熱鬧的廟會」。

（感謝紅猿提供圖像資料）

儘管這場佔領行動的聲勢頗為浩大，但在那個解嚴才沒多久的年代裡面，臺灣的學生運動，倒也不敢真的像外國人那樣搞到癱瘓車站，或者學五四的老祖宗們來個火燒趙家樓。整體而言，除了大聲公很大聲、或者讓旅客抱怨說要繞過他們才能去買票坐車以外，這群學生其實還是挺節制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這個近年來臺灣諸多公民運動奉行不悖的原則，同時也是媒體加諸於運動身上的標準規訓，其實早在野百合的時代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最近時常被許多人拿來批評太陽花過度持守溫和主義的標籤「1985化」（雖然我個人覺得這種標籤對1985而言並不公允），在九零年代初期的學生運動裡面，其實也有一個相對應的比喻叫「救國團寶寶」。在相距二十餘年的兩個時空背景底下，保持學運路線的高度溫和，或許都有其不得不然的無奈吧。

總而言之，抗議學生在接下來的佔領期間，基本上也沒有太多升高壓力的手段可資運用。除了繼續在車站內搞活動以外，他們也只能在白天的時候分派「小蜜蜂工作隊」到附近的行政院、教育部等地去發動抗議，然後晚上再回來睡覺，其他也就很難再想到什麼招了。比較有意思的是：在佔領臺北車站的這六天裡面，其中有一天，學生還跑去向電視媒體抗議他們對學運的報導不公。除了在台視大樓前面公開宣讀抗議書並將之焚毀以外，他們用紙箱做了一個「台視寶寶」，然後公開在媒體面前把他給踩爛。另外，他們還朝著台視大樓丟雞蛋、噴漆，把所有正港「暴民」的怒火，都發洩在扭曲事實、掩蓋真相的媒體上頭。根據當時的報導，學生們本來還打算對華視與中視如法炮製，只是礙於時間不夠方才作罷。換句話說，在這場同樣由學生發起的佔領運動裡面，其實也曾醞釀起一些反媒體的意識與情緒。只是他們當年要對抗的黨政軍力量太過龐大，遠不是丟出幾顆雞蛋就能改變的事情。而在今天的這場學運當中，新聞媒體表現出來的潑糞、栽贓與忝不知恥，比之二十年前更加令人作嘔。但是，我們這個世代的觀眾已逐漸被賦權、逐漸在覺醒，針對媒體的反擊力量將匯聚得更為龐大，只等待憤怒的全面引燃而已。

再回來講故事吧。儘管從數字上看來，1991年佔領臺北車站的幾千名學生，與最近走上街頭的幾十萬人似乎相去甚遠，但當年的這場佔領運動，倒是非常迅速地達成了他們的短期目標。5月16日，也就是學生們在車站裡頭睡了一晚過後，民進黨籍立委便在立法院提案要求廢止《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一百條。刑法一百條牽涉到更深層的法律與政治意識形態問題，要完成修法，這裡還僅僅只是一個開端而已，我們後面還會繼續說些故事。但《懲治叛亂條例》要廢除，大家就不太有什麼異議了。當時聯合報的評論也直指該法是「末代條例」，顯然整個社會對於這一惡法的終結已形成了高度共識。

5月17日，除了少數國民黨籍軍系、資深及僑選立委的杯葛以外，立法院僅僅一個上午就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的廢除。5月22日，行政院又發文到立法院說：另一個在白色恐怖時代授予情治人員權力、讓他們可以隨意逮捕政治犯與思想犯的《檢肅匪諜條例》，在《懲治叛亂條例》失效以後已喪失了法源依據，要求廢止。隔天，立法院也立刻廢掉了《檢肅匪諜條例》。這兩項法案從提案到修法，都在兩天之內結束，儘管還是沒法比三十秒鐘更快，但這個效率也算是高得嚇人，跟我們印象中的立法院實在有天壤之別。

《懲治叛亂條例》廢除的結果，直接扭轉了廖偉程等四人的命運，儘管在刑法一百條被修正以前，他們還是得面對長期的官司纏訟，但《懲治叛亂條例》既已走入歷史，法院羈押他們的理由也隨之不存在。17日，廖偉程等人在修法結果公布後便獲得保釋，踏出了看守所。隨後，獲釋的四人一起來到了臺北車站，向所有挺身為他們阻擋國家暴力的學生致上深深的謝意。廖偉程和他的清大同學們擁抱在一起，數度哽咽。他隨後公開說道：他的受難也是臺灣人民受難，希望大家不要退縮，繼續抗爭。

人是救出來了，學運可還沒結束。學生們最初在臺北車站集會的時候，向外界公開提出了四大訴求，亦即「反對政治迫害，廢除叛亂惡法，尊重學術自由，要求釋放無辜」。5月17日的修法與放人，確實是屬於他們的重大勝利，但最終的大魔王──刑法一百條，卻還未能被徹底斬除。只要一百條還在，國家隨時都可以指控你的思想有罪，你的言論有罪，你就是有罪。

不過，一般的社會大眾沒法看得太遠。當政府做出讓步的姿態以後，大家總是會直觀地認為運動的訴求已獲得了滿足，而最核心的問題是否曾被解決，也就顯得相對不重要了。在這種情勢底下，台北車站的佔領運動想要繼續往下走，大概也是頗為困難。果不其然，接下來的媒體輿論逐漸倒向了對學運不利的方向，批評的聲浪日益升高，各種對學運的責難甚至抹黑，陸續浮現在當時的三大報（中時、聯合、中央）上頭。而原先對學生持容忍態度的臺鐵，態度也漸趨強硬，台鐵工會在18號發表聲明，批評學生的大聲公跟標語、布條搞得旅客人心惶惶，不堪其擾。

媒體的影響其實還不打緊。對於所有的運動來說，真正麻煩的事情，總是內部意見的嚴重分歧。有些人覺得獲得階段性勝利便應該見好就收，也有些人覺得訴求未竟全功便應堅持到底，這樣的分裂，甚至在最後一天浮上檯面而見諸報載。很顯然的，這場佔領運動發展到這裡，差不多要畫下休止符了。5月20日，由學界人士串連起來的「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發動了數萬人上街的大遊行，學生們也在這一天上午陸續離開了臺北車站，一場為期六天的佔領終於結束。而這時候，車站的站長再度接受了聯合報的訪問──只聽得他如釋重負地說道：「希望他們不要再來」。

這個僅僅六天的佔領故事，除了報紙以外，我其實沒能找到太多的參考資料，如果有人願意去邀請這起事件的參與者做些口述訪談，應該會是饒富意義的一件事情。故事說到這裡，連帶還翻了一些舊書，意猶未盡。下一趴，我們還要來說說上一代的臺灣人爭取民主自由的小故事，看看他們除了佔領臺北車站以外，曾經發起的另一個不禮貌、不愛國、不守秩序、不盡學生本分的壞蛋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