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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抑或蒙混?談電影《大稻埕》引發的歷史考據爭議

文/Emery(電影裡的歷史角落)

(本文同時以〈張飛打岳飛?談電影《大稻埕》考據問題引發的歷史爭議〉為題,刊載於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TNL版的文章回應欄同時有葉天倫導演的回覆意見,值得參看。這篇部落格版的最後面會放一部我覺得很有趣的影片,我通常在一篇文章完成以後若還看到補充資料的話,便會在部落格版當中再做些增補,讀者或可把這些東西以及我的其他一些編輯細節,視作follow部落格文章的bonus囉!)

 

一、「社會目的」還是「社會責任」?

今年的強檔賀歲片《大稻埕》(葉天倫,2014打著豬哥亮的招牌,在春節檔期裡頭左砍科學怪人、右劈機器戰警,幹掉一票好萊塢帥哥以後榮登票房冠軍,可說是威風八面,十分風光。不過,《大稻埕》惹出來的爭議倒也不小。以PTT電影討論板的情況為例,這部片從除夕上映以來便在該板獲得了相當大比例的「負雷」(也就是持負面評價的討論文章),其他網路討論區(如Yahoo奇摩的電影短評裡也能見到熱烈的罵聲。這些負評多半針對《大稻埕》的品質問題而來,編劇、演員、場景等電影本身的技術環節,都曾引來網路影評的諸多砲火。破億的票房竟不能擁有等比例的網路口碑,《大稻埕》或許會是電影行銷課堂上又一個不錯的討論案例。

 

儘管相當大部分的網路討論都聚焦於《大稻埕》作為一部電影的缺失,但這幾天,新聞媒體比較關心的,似乎是這部作品所引發的另一種爭議,也就是片中牽涉的歷史問題。簡單地說,《大稻埕》雖然是一部關乎日治時代臺灣史的電影,劇情裡頭卻能得見諸多歷史環節的失真,例如場景的時空錯置、人物的誤植等等。而這些看似未能吻合史實的情節(但導演在臉書的討論上說,他們是有意識地在調動、「組合」這些細節),究竟對電影本身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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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所引發的這場歷史爭議,大抵由幾個在社群網路當中能見度較高的意見所構成。首先是知名音樂創作者李坤城先生,在個人臉書上羅列了《大稻埕》可見的十餘處考據錯誤,並且批評該片「完全扭曲歷史真相」,沒能負起「社會責任」;善寫臺灣歷史掌故的作家管仁健先生則進一步延伸了李坤城的批評,直指《大稻埕》以「愛臺」包裝其隱含特定意識形態的「芭樂梗」,甚至認為該片包括歷史在內的空虛內涵,其實與昔日的軍教片相仿,都是一種「對臺灣史的自我閹割」。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石計生同樣批評了《大稻埕》對臺灣史的「消費」,在電影當中歷史完全是空洞的宣傳噱頭,而根本沒有得到尊重。

 

另一方面,向來以「難攻博士」為筆名的科幻文化研究者鄭運鴻先生則認為:許多針對《大稻埕》的考據批評(非指李坤城等人而言),其實犯了「菁英病」。這些評論並未考慮到該片可以蘊含更基進的「社會目的」,也就是吸引「菁英」以外的「俗民」走進電影院,與本來隔閡遙遠的「歷史」產生連結,進而找到他們自身與集體文化記憶之間「串連與傳承的鎖鏈」──這才是首先重要的事情。而執導《大稻埕》的葉天倫導演也表示了相仿的意見,他更指出:《大稻埕》的劇組其實很清楚自己「挪動了哪些歷史」,而這種改動「為的是讓國小生到阿公阿嬤都可以看」。另一方面,該片的自我定位與行銷依準,也從來都不是考究的「歷史劇」,而是一種「盼望讓觀眾更能接受豐富想像力」的改編作品。而知名作家九把刀也在一個簡短的媒體訪問當中表示:電影故事不可能跟歷史完全吻合,否則就等於歷史課本了。

(上引資料皆見於各發言者的facebook,葉天倫導演的言論則見於鄭運鴻「難攻大士」的facebook留言)

 

問題來了:這兩方面看似對立的意見,哪一種才是對的?對於一部改編電影而言,歷史的失真是可以接受的嗎?或者說在什麼程度上可以接受?電影究竟該以什麼為標準來操作歷史?我們又應該怎麼看待歷史與改編電影之間的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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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聊的考據狂」與「有趣的考據狂」

討論這些麻煩的爭議以前,先來講點別的事兒。如果你讀到一半忽然覺得有點兒生氣,別急別急,請聽我把話說完,再作判斷也不遲。

 

你知道在這個電視螢幕的Size不斷變大、家庭投影設備也開始普及的年代裡面,總會有一些邀約,是去某人的家裡看DVD。而在一大群生張熟魏的朋友們擠在一起看電影的場合當中,偶爾就是會冒出一些人,特別的討厭。這種人完全不會顧及大家的觀影情緒,非常喜歡碎碎念,要嘛就是在劇情轉折之前有意無意的爆雷,要嘛就是豆知識連發,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讓人很想用整盆爆米花塞住他的嘴。

 

還有一種碎念的內容更是讓人超級抓狂,只要是歷史或小說的改編電影,這種人就會開始「嘖」個不停,然後一直在那邊說:「啊~這都亂拍啦~」、「史實/小說才不是這樣咧~」、「編劇一定沒有好好讀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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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聊的考據狂」,通常是很犯眾怒的事情。說穿了這些人的毛病,一種情況是只想炫耀自己的博聞強記,而不是真心想要參與在一部電影的共同閱讀當中,徵引所知來與你討論或分享。第二種毛病則至為關鍵,也就是「原典至上」的心態。電影只要跟原典有些不對味兒的差別,或者沒拍出一些他們認為重要的枝微末節,在這種人的眼裡就會是天大的錯誤──但是拜託,為什麼我們首先關心的不是眼前的電影?這不是我們現在正在閱讀的東西嗎?

 

我們看電影,我們的情緒與感受首先來自於這部作品,然後才是它背後牽涉的一切事情。但碎碎念的考據魔人,總是處在另一個時空,他們雖然在看電影,心裡惦著的卻是他們更愛的原典世界。優先順序不同,所以「無聊的考據狂」會拿原典的一切來要求電影,而我們卻不能理解這些要求究竟有什麼必要性,甚至因而開始覺得考據是無理、無聊的事情。

 

我想你可能也遇過「無聊的考據狂」,這種壞蛋讓電影變得無趣,同時也讓別人對他所鍾愛的原典更失興趣,真是不知何苦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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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麼一說,考據都是「無聊」的嗎?對於一部改編電影而言,考據難道就只是一種毫不重要的興趣嗎?

 

當然不是的。

 

我們說過:「無聊的考據狂」之所以無聊,是因為「炫耀病」或者「原典至上」心態。這兩種毛病的共通點,是他們所碎念的一切,其實並不真正關心眼前的這部電影,也因此很難和人們的觀影經驗產生交集。

 

反過來說,具有積極意義的考據狂則是重視電影的。他們理解電影作為一種表演形式的侷限,同時也明白電影為了說好一個故事,總是必須針對原典做出合理的改編。如果一部電影的情節和原典截然不同,他們首先將去思考這樣的改編是否成就一個更好的故事,然後才是他們對這些改編成果的評判。「有趣的考據狂」懂得關心人們之於一部電影的興趣與感受,他們同時尊重、甚或熱愛所有好的二次創作。

 

「有趣的考據狂」對於我們的電影閱讀是有幫助的。如果有人因為電影而對背後的故事產生興趣了,他們將很樂意分享所知。如果有人想談談電影是否延伸出獨特的觀點或詮釋,他們也將在討論當中試著貢獻自己對原典的認識。這樣的考據狂不會在電影播到一半的時候就開始自顧自的囈語,相反的,他們會是電影結束以後眾人尊重的求教對象。

 

「有趣的考據狂」看見電影也看見原典,「無聊的考據狂」除了自己什麼都看不見──這是兩種人之間,最大的差別。我們從這兩種人身上看到的事情是:不是所有的考據要求都對電影有意義,但也不代表一切的考據對電影的思考都沒有幫助,不是這樣的,而我們也應當在《大稻埕》所引發的歷史爭議當中釐清這點。為了明白考據之於電影的意義,底下要來看看考據在一部電影的創作裡面,應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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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據作為電影的基礎技術環節

「有趣的考據狂」同時會對電影的創作產生正面意義。實際上,有很多知名的電影導演,自己就是相當狂熱的考據達人。喜歡六零年代以降香港武俠電影的朋友,一定知道大宗師胡金銓對明史的研究興趣,而這些考究,反過來幫他打造出《龍門客棧》(1967)《俠女》(1971)當中令人神往的故事與場景。另一個例子是好萊塢大導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他在《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 1997)中精準還原的二戰現場,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前年推出的《林肯》(Lincoln, 2012)則立足於一部重量級的史學著作,片中所展現的嚴謹考據,也贏得了美國史學界的認同與肯定。而在臺灣,如果你有注意到二月底即將上映的KANO(馬志翔,2014)最近陸續放出來的花絮,這個繼承自《賽德克‧巴萊》(魏德聖,2011)的劇組班底,更是一如往常地對電影裡的各個歷史環節都考據得相當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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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又來了:這些超棒的電影人,為什麼要耗費這麼多的心思(有時還包括大筆的電影預算)在考據上面?

 

考據的意義之於每部作品、每個導演,或許不盡相同。但我們都會同意的是:好的考據對於一部電影來說,會是非常好的加分。電影作為一種說故事的辦法,是要帶領觀眾走進布幕另一頭的陌生國度,以一種更為臨在的方式,感受整個故事所欲傳述的情緒與理念。而考據能為電影營造出真實自然的氛圍,精準的建構出故事所需要的場景。一個鏡頭裡飽滿的歷史細節,和隨意拼湊的陳設,前者自然更能幫助觀眾跌進劇本裡的江戶時期或維多利亞時代。好的考據讓觀眾更能「神入」一個故事,同時也幫助導演說好一個故事。換句話說,考據幫助電影呈現出精準的細節,將故事擺回它本有的脈絡當中,它應該被看作是電影的一項基礎技術。電影裡的考據永遠不可能做到「還原歷史現場」,但付出一定努力的考據,絕對會比漫不經心的亂搞來得更有說服力。

 

我們看近幾年上映的幾部好萊塢大片例如《瞞天大佈局》(American Hustle, David O. Russell, 2013)《大亨小傳》(Great Gatsby, 2013),這些作品就算不以真實歷史為故事的核心,但每個牽涉考據的環節卻也絕不馬虎。1970就會是1970,爵士年代就該是屬於它的樣貌風格。既然故事本身有其設定的時代背景,電影的服裝、場景、美術等技術組員,便會盡力讓鏡頭裡的世界展演出它應當表現的樣子。這些電影當中高水準的技術細節,是好萊塢電影之為一種成熟工業的表徵。考據是電影技術的一個部分,它可能不是最重要的環節,但它仍然是說好一個故事的重要條件。 

大亨小傳的服裝設計Catherine Martin入圍本屆的奧斯卡獎(2001年拿到該獎項的《紅磨坊》也是她的作品)。更清楚地說,考據不是要讓電影完全回到某個時代,而是把它當一個基礎,去創造電影需要的感覺──前提是你得先掌握住那個基礎。

 

而對於一些電影的導演來說,考據的意義還遠遠不只是一種技術而已。電影《色,戒》(李安,2007)說的是一個三零、四零年代之交的上海故事,導演李安花掉了整部片十分之一的預算,就只為了做出電影當中那條上海的南京西路。而你知道他是怎麼說的嗎?

 

「做考據的工作很困難,但如果因為困難就不去做,蒙混過關,下一代人真的會認為歷史就是這樣。這對我而言更是有了一種任務感。我沒有見過那個時代的上海,而今天的上海又變了,考據就更加重要。我常說這是千秋萬代的事情,苦一點也值得,算是為歷史做一點事情。」

 

李安的「任務感」,某種程度上或也等同於李坤城所提到的「社會責任」。《色,戒》所展演的除了是李安所理解的張愛玲,那裡頭的上海同時也是一種集體的歷史記憶。張愛玲的創作與往昔的上海都是歷史,也都是這部電影的文化基底。而若失卻了歷史,人們還有什麼故事可說呢?文化記憶哺育了電影,而李安的電影能為歷史做的,就是以它獨有的表演形式,忠實地向人們呈現那些不斷被遺忘的過去,這或許可以解釋李安為什麼視電影裡的考據為一種「任務」。

 

李家的另一位導演李崗先生,這陣子在臺灣製作的《阿罩霧風雲》(許明淳,2013),更是十足十的歷史考據作品。這部片子為了還原霧峰林家的家族史,特別從學界延請了專業人才,成立專門的歷史研究組,同時還將考據成果集結成一本專書。而李崗做這件事的動機,其實也是基於相仿的「任務感」。《阿罩霧風雲》的宗旨,就是要以忠於歷史的態度,為人們細細述說一個屬於這塊土地的精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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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個例子當中(儘管後者的表演形式比較偏離一般的劇情電影),考據都不只被看作是單純的技術環節,它甚至還躍升為作品的核心價值。當然,電影的基礎定位不同,在考據上能付出的心力自也各異,不可能每部電影作品都要重金禮聘一個歷史顧問,或者能夠搞個研究組出來,但這不是說考據就是可以被忽略掉的工作。電影裡的考據不該被看成是全有全無的事情,相反的,好的電影會以足夠比例的用心,去處理那些屬於基礎技術的考據細節。

 

這個問題同時也無關「賀歲片」與否,只要是電影,就有它該被做好的技術。你可以不認同「任務感」,甚或可以不覺得電影有其「社會責任」,但基礎史實的考據對於電影來說,仍是一個基礎的技術問題,越靠近歷史的電影越是如此。田健治郎要是真的被誤植為後藤新平,對九成的觀眾來說可能沒差,但卻會令李坤城這樣的觀眾大惑不解,而這個技術環節的失誤(如果是失誤的話)完全可以不必發生。如果用點力氣就能讓十成的觀眾滿意,何苦要讓人挑毛病呢?

 

舉這個例子並不是說電影裡的考據技術只是為了滿足「知識菁英」──實際上你怎麼知道只有「知識菁英」才會察覺電影裡的歷史細節有誤?一個曾經經歷過日治時代的阿伯,完全可以憑藉個人經驗辨識出電影裡的場景再現是否符合他腦海裡的印象。好的考據帶給這樣的觀眾一種喚起個人歷史記憶的感動,在這種情況底下,阿伯就是對歷史細節會產生敏感的那一成觀眾,嚴謹的考據則帶給他貼近經驗情感的滿足。而就算是餘下的九成觀眾好了,如果電影引起了歷史興趣,並且只要花一點點工夫就能傳遞正確的史實,那幹嘛讓人家回去讀到其他資料以後才發現剛剛看過的作品其實漏洞百出,然後反過來還得擔心自己從電影裡頭接收到哪些不實資訊呢?

 

試著把考據當成一種電影的基礎技術,而不只是小眾的智力遊戲,我們會發現它能為電影帶來很不錯的正面效益──最少最少,你也能在各大媒體的影評上換來「考據用心」的評語。而且在一些基本史實上,投資於考據的成本,常常就只是拜請Google大神的那些時間,如果敲敲鍵盤就能為作品加分,為什麼不呢?

 

然而還是有一些情況,電影情節就算偏離史實,也不會惹人非議。而在《大稻埕》的例子裡面,葉天倫導演也認為他的作品應當從這個角度被分析──我們來看看這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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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節的改編」與「細節的考據」,以及單純的失誤

2013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頒給了《亞果出任務》(Argo, Ben Affleck, 2012),同時還找了歐巴馬夫人去頒獎,無論你覺得這樣的安排是否表現了奧斯卡獎的政治色彩,這部建基於真實歷史事件的改編作品,總之是獲得了一個超重量級電影獎項的肯定。

 

《亞果出任務》在歷史考據上的表現是非常有趣的例子,這部電影的服裝跟道具雖然沒能在電影獎項上有突出的成就,但你也不會否定劇組在重建1970年代的場景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這部電影在中情局的辦公室裡頭,甚至還設計了一種傳遞文件的空氣管Pneumatic Tubes,公文一放進管子,就會咻咻咻的被送到另一個樓層或房間裡去。我當初在電影裡面看到這個鏡頭(大概只有三秒不到,而他們竟然為了三秒設計出這東西!)的時候大惑不解,回家Google了一下才發現早期的CIA真的有在用這玩意兒,超級有趣。除此之外,該片其他場景裡頭的七零年代風格也都還原得非常細緻,你可以在許多英文媒體上找到相關的討論,該片的考據用心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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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亞果出任務》在劇情的歷史細節上其實是非常不準確的,這很大一部份表現在劇情末段的機場大逃亡。真實事件裡那些逃出生天的美國人,在德黑蘭機場除了飛機有些誤點以外,其實沒有碰到什麼刁難,機票跟海關也都早早就搞定了,說不定還能跑去免稅店逛個兩圈──但別鬧了,你確定要讓觀眾欣賞這麼無聊的故事情節嗎?

 

很顯然的,《亞果出任務》在這個地方的改編完全是出於劇情考量,某種程度上這也等同於葉天倫導演所談到的「寫意不寫實」。這整個歷史事件的本質很有張力,但在一些情節上則不那麼有戲劇效果,在這種情況下電影做些改編,是可以被接受的事情。《亞果出任務》並沒有因為它在情節上的偏離史實而遭到否定(它被抓出來鞭撻的其他歷史問題都偏向詮釋面,而不是基礎史實的錯誤),劇組也不用在事後多做說明,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這個遷就電影藝術的辦法,因為實際上這樣的改編確實成就了一個很好的電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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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情況,人家也不會去過問電影裡頭的歷史到底準不準確──只要你是昆汀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就算你真的在電影當中拿明朝的劍去斬清朝的官,影評也只會一致覺得你老兄真是超級幽默。同樣是去年的奧斯卡獎強片《決殺令》(Django Unchained, 2012),這部片的主題是講19世紀中葉美國的黑奴故事,夠「歷史」了吧!然而昆汀拍這部片的時候根本就在玩他自己想玩的東西,他甚至還把南北戰後才冒出來的3K黨抓到1858年來惡搞(頭套挖洞那段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很北七),你也不會看到大家一面倒地狂罵他考據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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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比考據的話,這位導演的用功也是超級出名的。只是他把考據的心力都投入在《決殺令》的主體資源上頭,也就是美國人對黑奴剝削片Blaxploitation與義式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等類型電影的記憶。這些流行於一時的類型電影,曾經為一個世代的美國人建構了一種美國史的擬像。而昆汀拍《決殺令》的目的完全不是真實歷史的考據,相反的,他打的主意是要用一部能走進主流群眾的爽片,刺激人們去重組那些關於黑奴的「歷史記憶」(包括了真實的歷史,以及類型電影所建構出來的那些歷史想像)

 

就這個意義上來說,《決殺令》所做到的,其實也就是難攻博士提到的「社會目的」:透過一部有趣的作品把觀眾抓進電影院,讓人們首先對歷史發生興趣、感受到自己與集體文化記憶之間的聯繫,歷史才真的會對通常不關心歷史的普羅大眾產生意義。這個想法完全是正確的──我們不也時常在批判過去的教育體制只注重填鴨,而根本不在乎學生的學習動機嗎?有趣的影視作品能做到教科書沒法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讓觀眾沉迷於一個好故事裡,進而對那些硬梆梆的歷史知識發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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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可以省略考據而不太挨罵的情況,是既有的史冊留下了一堆空白,許多東西想考也沒得考,於是編劇就有很大的想像與創作空間,最近收視率很不錯的電視劇《蘭陵王》就是這麼幹的。而既然事涉真實的歷史背景,《蘭陵王》除了一些總是會發生的訛誤以外,其實也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知識含量。這部片紅了以後,我的家教學生連課本都還沒翻就知道北周叫宇文、北齊姓高,鴨都不用填了,知識(以及考試分數)已經自動裝好在那裡。而如果影視作品做好這些幾乎談不上成本的細節,就能達到比引起動機還要更進一步的效果,不是一件饒富意義的事情嗎?

 

總結上述,一部電影如果以真實歷史為基礎,改編出一個更有趣的故事,完全是可以被接受的,同時也應該被看作一種值得效仿的編劇技巧與電影技藝。前提是:這樣的改編確實有助於一個故事的鋪陳與展開,而非只是懶得考據想敷衍了事。如果是後者,那就是電影的基礎技術問題。而若是有意識的主動改編,卻讓所有的影評一致看不出改編成果好在哪裡,這樣的失敗,其實也仍當歸咎於電影本身。

 

簡單來說:改編與蒙混是不同的。有意義的改編幫助電影成就一個更好的故事,而不用心的蒙混……呃,就只是蒙混而已,這有什麼好講的嗎?老實說考據失誤的情況在各種電影作品裡頭所在多有,而且有些細節也實在沒有什麼不可原諒。你把明式家具擺在李清照的家裡,一百個歷史系學生也不一定有九十個能把bug給抓出來。而如果你的劇組不幸在紐西蘭要拍李清照的傳記電影,資源匱乏的情況底下,哪裡來的條件去找仿宋樣式的桌椅呢?

 

真正麻煩的事情是明顯的、可以輕易補正的疏忽多到爆炸,那就不只是疏忽,而是疏懶了。再說一次:考據最少是電影的基礎技術環節之一,是說好故事的重要條件。這個項目就是有做有分,沒做零分,如此而已。而一部越向真實歷史靠攏的電影,要考據的地方變得更多,這種技術的佔比就會變得越大,疏懶的缺點也會變得更加明顯。

 

說了這麼多,到該怎麼評價《大稻埕》的考據問題呢?我們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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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編抑或蒙混?

有一句流行的俗話叫「張飛打岳飛」,意思是兩個時代的事情根本兜不在一塊兒,沒有共同的比較基礎。而電影裡的考據失誤,也常常被人家說成是「張飛打岳飛」。在正經的歷史劇裡面,荊軻沒法拿狙擊槍從兩公里外幹掉秦始皇,趙子龍也不能架個榴彈砲在長坂坡浴血奮戰。《第一滴血》(First Blood, Ted Kotcheff, 1982)跟藍波可以幹這些事兒,真實的歷史人物可不行。

 

不過現代電影的想像力可以天馬行空。連大哥跟三弟都可以有龍陽之癖了,「張飛打岳飛」倒也不是很難辦到的事情。劇本拿來改一改,讓藍波去教荊軻跟趙雲兩招也就是了,而且你不覺得上面那兩個場景,想像起來其實還挺熱鬧的嗎?現在很流行的「穿越劇」,很大一部分就是這麼搞的。把原來湊不在一起的東西搞在一塊,在荒謬中組合出趣味,同時帶領觀眾穿梭時空,也不失為喚起觀眾歷史興趣的一個好主意。

TwaTiuTiann 015.jpg這一分半鐘的片段要看過前後脈絡才會覺得好笑,更好笑的是英文字幕也完全沒有看懂這段在幹嘛。然後很多人都沒認出來的是:左邊那個扮諸葛亮的傢伙其實是梁朝偉……這或許才是他不想在《赤壁》裡頭演孔明的真正原因,因為已經演過一個經典版本了(誤)。

 

不過「穿越」歸「穿越」,戲劇本身還是得有一定的條理才行。這麼說吧:藍波扛著蓋特林機槍跑到秦朝見了荊軻,這是很有趣的創意。可是如果藍波在荊軻的房裡,發現桌上擺的是唐詩宋詞元曲甚至明清小說,藍波可能沒什麼感覺,但觀眾大概就會開始腦袋發昏、精神錯亂了。

 

還是那句老話:改編創意跟技術細節是不同的。一部好的電影會在考據的基礎環節上付出足夠比例的努力,而且「穿越劇」更應該在考據的技術細節上投注心力──搞「穿越」的目的,不就是要說服觀眾:電影當中的角色,真的到達了一個不同的歷史時空嗎?就這個意義而言,考據在「穿越劇」裡面更形重要。如果在技術細節上失去了說服力,觀眾又該怎麼相信電影的這場「穿越」,沉浸於布幕裡頭的故事世界呢?

TwaTiuTiann 012.jpg從上述文章引申出來最Cult的電影創意應該是「第一滴血之藍波大戰千年秦俑」,夠穿越吧!

 

這篇文章該做個總結了。如果我們想要評斷《大稻埕》或任何一部電影裡的每一項歷史考據是否都成問題,我的建議是先把幾個概念釐清:

 

首先是考據的意義問題。先確定我們的提問是在要求一個可以被完善的技術細節,同時是為了讓眼前的電影成為一個更好的故事,而不是要吹毛求疵。電影(或者任何一種意圖再現的努力)永遠跟歷史現場有無法跨越的隔閡,就像你不可能要求《赤壁》(吳宇森,2008)裡的志玲姊姊用當時候的語言叫萌萌站起來,甭說讀了,我們連聽都很難聽懂。而一部電影在每個面向上能夠投注的資源與心力當然有限,有些不是那麼事關重大的考據環節,對於一些劇組來說是可以做到的加分項,對於另一些劇組而言則可能有心無力,這種狀況應當要被分辨出來。《亞果出任務》可以為了三秒鐘的鏡頭特地打造一個非常考究的道具,這是滿分的考據,但我們不能要求每個電影裡頭的七零年代CIA辦公室都得做出這種東西,重點還是應該被擺在電影本身。

 

第二,如果要討論電影的話,試著把考據視為一種電影的基礎技術環節。我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也贊同電影裡的信實考據是一種「社會責任」,問題是這可能不是一種普遍共識──實際上很多人都覺得電影不必為他的歷史知識負責(這方面的問題是另一個層次的辯論)。在這種情況底下,談「責任」就找不到著力點,但談電影仍然可行。好的考據幫助一個關於歷史的故事,架構出它最自然的展演舞臺,將故事擺回它本來該被安置的文化脈絡當中,並且為鏡頭裡的世界建立起屬於特定時空背景的統一性與整體感,這是考據之為一種技術細節的功能。而既然被視為電影的技藝,它自然能被評分,也該被要求,因為它就是會對作品產生影響的要素之一。

 

第三,不要把「合理的改編創意」和「沒能做好的技術細節」混為一談。改編和疏忽、甚或蒙混之間,沒有那麼難分,不要拿改編的例子來為蒙混的地方護航。《梅爾吉勃遜之英雄本色》(Braveheart, Mel Gibson, 1995)被一堆媒體列為史上最胡扯的電影之一,但他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電影故事,這種有意識的二次創作本來就不該受到責難。然而,單純的考據失誤就沒什麼好說的,技術性的差錯人人都可能發生,而當這種差錯誇張到戕害整個故事的時候,你要人家不非難考據的疏懶,恐怕就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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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面對《大稻埕》所引發的這些歷史爭議,葉天倫導演最有效的解釋,其實就是好好說明這部電影被指出來的考據錯誤,有哪些地方是屬於他的改編創意,哪些地方則是純粹的技術失誤。如果該片真的如其所言,劇組完全清楚他們「挪動了哪些歷史組合了哪些細節」,那麼這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向外界清楚說明《大稻埕》的創作理念。

 

舉個例子:《大稻埕》對蔣渭水的詮釋,在李坤城看來是根本沒有好好地認識這個歷史人物所代表的真精神,然而在葉天倫來說,這勢必也屬於他改編創意的一部份。而這樣的改編究竟「合不合理」(電影裡展演的蔣渭水形象是從真實的蔣渭水延伸出來的嗎?如果電影不打算以任何歷史認識為基礎去再造一個蔣渭水,那為什麼還需要蔣渭水呢?)或許經過導演的進一步解釋以後會變得更清楚,是不是得到了好的藝術成果,也必須被討論。

 

實際上後面這件事或許是最重要的。《大稻埕》的討論焦點完全被拉到它的考據信實與否,可能使得我們跳過了真正的問題,也就是這個作品到底是不是說了一個夠好的故事。老實說一部電影要是真的打動人心,它的考據問題通常會直接被看作枝微末節。而李坤城等人的憤怒可能首先來自於無法從《大稻埕》的改編當中看出意義,然後才是他們對於電影曲解了蔣渭水的指控。

 

歷史人物被創意翻玩,從來不是什麼該被譴責的事情。我們看最近很紅的鐵拳無敵孫中山大戰慈禧太后,林覺民都可以變奪命書生了,這種超有趣的二次創作誰會去指責他亂搞。對於一般觀眾而言,真正的重點其實一直是那樣的角色創作有沒有發揮它應有的效益,如果電影借了歷史的殼,可是沒能玩出什麼精彩的東西,那該被批評的是創作本身,而不是創作者想去翻玩歷史的這個創意發想。而純就《大稻埕》的創意來說,我也贊同難攻大士的想法:如果有導演想去改編蔣渭水,這個點子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

 

有一種情況是不能被接受的,就是一部作品打著真實歷史的旗號卻任意的曲解歷史,這種宣傳就毫無疑問地必須背負社會責任,因為電影裡的訛誤真的會造成觀眾的知識混淆。在這個問題上面葉天倫導演曾清楚的表明:《大稻埕》的定位是創意的「穿越劇」而非「歷史劇」。但麻煩的是片商(製作或發行?)曾經向媒體表示這部片是「具有意義的歷史電影」,導演自己也曾經在一些訪談當中說到《大稻埕》確實想要「將大稻埕的歷史故事給拍出來」,而拍這部片的意義是可以「看歷史去思考」、「以古鑑今」等等。

 

我相信這當中可能存在一些真實理念、解釋語言以及普遍理解上的落差,也就是導演所想的可能只是要把自己創作的故事,擺在真實歷史的大稻埕舞臺當中──前者屬於改編創意,後者屬於技術環節,這兩者做得怎麼樣各別是一回事。但問題是:片商如果刻意打出真實歷史的宣傳號召,那麼電影在技術環節上的考據就必須負起碼的責任,因為這些廣告確實會讓觀眾以為電影裡所展演的大稻埕等於信實的歷史。導演自己可能也該想想怎麼重新定調,因為這部片顯然無法做到所謂「看歷史去思考」、「以古鑑今」這些他過去可能還沒有想得很清楚的作品概念。而如果電影的這些宣傳使得原本屬於「改編創意」的蔣渭水讓觀眾信以為真,但真實的蔣渭水卻並不如是,這個在許多人眼裡牽涉許多重大現實意義的歷史人物,會引起焦慮與抗議,甚或讓電影被說成是「消費」云云,恐怕都是在所難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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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長文差不多要結束了,我的觀點是我們應該先把歷史考據之於電影的意義釐清,再來談那些考據引發的問題,否則討論只會陷入「考據不實的指控」以及「電影又不是在做歷史課本」這兩種意見陣營的循環論爭。而我的結論是正反兩方都不該把創意改編與技術細節混為一談。穿越是好的創意,但細節上的失誤則與創意無關,而把後者做好會讓一部電影變得更好,僅此而已。

 

Deadline.com上面有篇文章訪談了《亞果出任務》的劇組,他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這樣問的:為什麼你們要投注這麼多心力在一個年代的考據細節上頭呢?那個年代的東西很多觀眾都已經忘記了,甚至根本就不曾了解啊?而這部片的服裝設計師Jacqueline West則是這樣回答的:

 

“I think all those details add up… I think everything we do is part of the subtext of what the story is.”

 

好故事並不只是一個小細節,但注重細節可以成就一個更好的故事。謹向所有執著於細節的電影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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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這個影片的33:40秒開始,是一個美國很有名的天文學教授,在談他怎麼跟大導演詹姆士卡麥隆(James Cameron)爭論一個電影場景的故事,你可以從中看到一個非常可愛的考據狂,笑死我了XD。這段影片有被剪成中文版,可惜該版本後面剪掉了一些段落我覺得很值得再看下去,所以在這裡貼原版影片,他有正確的英文字幕可以參考,應能減低不少閱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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